活动回顾｜滕威：20世纪50-70年代拉美来华人士的社会主义中国书写

2023年4月6日下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结·沙龙”第3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伦敦会屋举行。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青年学者滕威主讲“20世纪50-70年代拉美来华人士的社会主义中国书写”。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岗教授、郭冰茹教授、吴晓佳副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姜帆副教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周婧老师，高研院高级研究员滨下武志教授，特邀访问青年学者李志毓老师、郦菁老师，深圳大学胡红英老师，广州大学易莲媛老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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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缘起

滕威老师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始于博士期间对“中国如何翻译拉美”这个问题的研究。新世纪初，百年汉译史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之一，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都陆续出版了相关专著，然而，西班牙语汉译史的梳理及回溯尚处“无人之境”。因此，滕威老师在构思博士论文时，选择了这个空白领域，着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形象在中国的建构和变迁。与单纯的历史档案梳理或影响研究不同，滕威老师在“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这两个领域汲取其研究与写作的资源，深入探索了“中国如何翻译拉美”背后涉及的问题——晚清以降，尤其是冷战到后冷战，乃至今天所谓的新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政治策略的转变。详见滕威老师的专著《“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 （1949-1999）》。《“边境”之南》的出版带动了更多学者跟进该话题的研究。

滕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在加入关于拉美文学全球传播的学术对话后，滕威老师发现一些拉美和欧美学者在讨论拉美汉译史时，容易导向一种单一的政治化结论，因此她有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打破关于中拉文学、文化，乃至政治交流史中的某种既定的冷战思维定势，呈现当时中国译介拉美这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的多种动力因素合力的结果。

滕威教授在沙龙中

滕威老师之前的研究集中在拉美如何进入中国、中国如何翻译拉美，近几年转向对拉美来华人士如何书写中国。以新的视角回顾中拉交流的历史，因而得以更清晰地看待冷战时期的中国和拉美，审视中国在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位置和意义。滕威老师的分享从四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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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拉民间外交展开的背景

铁幕演说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拉美国家也大都未与新中国建交。但拉美又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于是周恩来总理确定了“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促进民间外交的开展，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这也是一个阶段论式的策略。

沙龙现场

中拉民间外交最早的渠道是工会，1950年第二届世界和平保卫大会上世界和平领事会的成立打开了系统性的渠道，会上以苏联作家为中介，中国派出的作家代表结识了参会的拉美左翼知识分子。到同年十月亚太和会召开时，中拉民间外交达到了第一波高潮。亚太和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型会议，在来自37个国家的370名正式代表中，来自拉美国家的代表占1/3。会议后，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墨中友好协会、巴中友好协会及一系列与拉美国家间的友好协会或文化协会相继成立。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中拉民间外交迎来第二个高潮，以1959年1月至1960年12月为例，中国向15个拉美国家派出了24个代表团，却接待了21个拉美国家的200多个代表团。

周恩来接见加莱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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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来华人士的中国纪行

拉美人士来华的情况可梳理为三个时期：1949年10月-1959年、1959年-1964年、1964年-1970年。其中包括了聂鲁达、万徒勒里、亚马多、纪廉等代表人物。

拉美人士的中国书写不仅展现了中国与苏联固定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同的一种朴素的、令人向往的乌托邦式情景，还包括他们与既定旅行路线、安排好的导游的“斗争”。

拉美人士来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直接促成了中国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办，使西语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大外语语种之一；第二，推动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扩大了拉美文学的传播和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第三，扩大了中国与拉美在艺术、体育、医学、经贸、科技等多领域的民间交流，促进了中拉经济贸易的开展；第四，打开了中国和拉美国家正式建交的渠道；第五，寻求并扩大了在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生存空间，为中国提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路线打下了现实基础；最后，为拉美左翼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提供了资源、参照和经验，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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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问题

拉美人士的来华游记呈现阶段性的叙事特征。50年代来华的拉美人士，他们的中国书写更加积极正面，且更具有乌托邦色彩。中苏交恶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则带有鲜明的失落、质疑，甚至立场彻底转变。由于拉美曾经被欧洲殖民，即便是一些左翼的拉美知识分子，东方主义和冷战思维还是不时显影，这是内化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当中的。因此他们的旅行书写一方面带有一种西方人看中国的东方主义的眼光，另一方面暗含着在冷战立场上反欧美殖民霸权但又尊崇西方民主的纠结和矛盾。

从左到右：加莱亚诺《中国1964》、本哈德《中国纪行》、索萨《在秋天认识中国》

滕威老师最后指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困境，如：为了超越中拉两头的材料的局限，需对照拉美人士书写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进行考虑，以致文献量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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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节

重重雨幕笼罩下的伦敦会屋里，学者们谈笑风生，中文系林岗教授结合自身阅读切·格瓦拉《玻利维亚的日记》的感受，探讨了作者在革命斗争中的游击生涯，及其反映出的一个人在其生活场景里永无安身立命的家园之失落；高研院特邀访问青年学者李志毓老师结合日本民间左翼人士樱井大造的政治立场，探讨知识分子的左翼思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否会带有强权或压制的成分；高级研究员滨下武志教授认为在亚洲范围内，可以关注与拉美历史背景相近的澳门，以及曾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探讨其华人社会对新中国的看法；中文系郭冰茹教授提出文艺界推行的文艺政策和文化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国际的视野对研究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很有启发；中文系吴晓佳副教授结合自身印度访学的经历，探讨了印度、拉美后殖民研究中的暧昧性和矛盾性；特邀访问青年学者郦菁老师进一步提问了滕威老师的研究方法。雨声渐息，本次沙龙在学者们意犹未尽的持续讨论中结束。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感谢公号“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左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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